开奖:“刑事和解”彰顯傳統文化的核心價值

時間:2019-11-12 15:57: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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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姚醒龍的父母在為兒子整理申訴狀(圖)

  何謂刑事和解?通常是指在公訴案件中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積極認罪、悔罪,通過向受害人賠償經濟損失、賠禮道歉等方式取得受害人的諒解,受害人自愿和解的。司法機關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予追究刑責、從輕、減輕或者免除處罰的一種制度。我國2013年修改后的《刑事訴訟法》確立了公訴案件的刑事和解制度,根據該法第二百七十七條的規定,刑事和解適用條件之一的是因民間糾紛引起案件。

  山西省姚醒龍案顯然符合上述規定的情形。因為,他的案件是由“民事糾紛引起的”。而且,該案的另一個與其他“刑事和解”所不同的是,當初的報案人已經與姚醒龍進行了刑事與民事雙重和解。

  法院的判詞有利于被告人

  山西交口縣百花公司(化名)為了采礦強拆了姚醒龍12孔窯洞、毀壞姚家祖墳,并數次毆打姚醒龍(鑒定為輕傷二級)、砸毀車輛。事后,姚醒龍向該公司索賠,該公司不但拒賠,反倒以敲詐勒索、詐騙、職務侵占報案,狀告姚醒龍。交口縣檢察院對這三項罪提起公訴,但交口縣人民法院沒有支持敲詐勒索罪的公訴。

  理由:姚醒龍的行為不具備“主觀占有為目的”的主觀特征。因本案不同于公用設施、國家利益進行的拆遷,而是為商業目的所進行的開發,所涉房屋應賠多少,沒有法律強制性標準,而應是雙方合意的結果;姚醒龍的行為不符合“以威脅或著要挾手段強行索要公私財物”的客觀要件。其次,姚醒龍目的是阻止拆遷,是在爭取民事權利,這一行為并不必然使某公司產生恐懼心理而交付財物。且姚醒龍的索賠不具有主動性,而是百花公司主動與其談判的一個過程,談判沒有結果。所以,公訴機關指控姚醒龍犯敲詐勒索罪不能成立。

  但一審法院對公訴的詐騙罪、職務侵占罪的予以認定。二審時,交口縣人民檢察院對敲詐勒索罪抗訴,呂梁市中級人民法院判處支持了此公訴意見,科刑3年,數罪并罰,決定執行6年零6個月。近日,呂梁市人民檢察院啟動了監督程序,提審了姚醒龍。2019年10月29日,筆者通過該院新聞發言人獲悉“此案正在第八檢察部依法辦理之中。”中國政法大學法律應用研究中心不久前召開了關于姚醒龍案的論證會,參會專家高明喧,還有曾在最高檢、最高法公訴、審判崗位上擔任過要職的幾位專家一致認為姚醒龍無罪,建議“啟動再審程序,予以糾正。”并指出百花公司侵犯了姚醒龍生命健康權、財產等憲法權利。

  輕罪與重罪享有部分刑罰和解權

  筆者注意到,在現實生活中,公安機關,檢察院,法院在各自主管的刑事階段,如果發現了能夠適用刑事和解的情況,就可以組織案件當事人進行協商,只要達成了和解協議,刑事案件就可以順利結案。從刑事訴訟活動所追求的終極價值目標來看,刑事和解無疑是一劑良藥,以較小的司法資源消耗,獲得比較理想的實體性結果的實現:不僅僅是懲罰犯罪,而且要恢復被破壞的社會關系,使被告人和被害人盡釋前嫌,握手言和,并使被告人受到感化而幡然悔悟。這種著眼于修復而非懲罰的訴訟制度,給被害人和被告人提供了一個難得的和解的機會,保證矛盾的圓滿解決,也體現中華傳統文化的“以和為貴”、“夫子之道,唯忠恕也已”的精髓。何況,我國傳統的法律也有“息訴”、“止爭”的優良傳統,而反對“冤冤相報”。

  現在,我國一些地方在處理相關案件時都嘗試著這種“三贏”的處理機制,以期能獲得高效和公正的目的。我國《刑事訴訟法》規定,對于自訴案件,人民法院可以進行調解,自訴人在宣告判決前,可以同被告人自行和解或者撤回自訴,這可以說是我國刑事和解的法律基礎。隨著經濟的飛速發展和社會的急劇變革,各種利益的沖突,使刑事案件刑事案件呈“多元化”的上升,為了節省司法資源,擴大刑事和解的范圍已成為各地司法實踐中的普遍呼聲。從各地適用刑事和解的對象和范圍來看,適用對象基本是未成年人以及成年人中的過失犯、和主觀惡性不深的初犯和偶犯,或因“民事糾紛”引起的案件。聯合國《關于在刑事事項中采取恢復性司法方案的基本原則》第6條規定:“恢復性司法方案可在刑事司法制度的任何階段適用”。

  中國政法大學教授陳光中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專家建議稿》中明確闡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與被害人及其近親屬達成和解的,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和公安機關可以考慮當事人的和解意愿,并根據案件情況依法不追究犯罪嫌疑人刑事責任,對被告人從輕、減輕或者免除處罰”。其實,刑事和解被適用到立案、偵查、起訴、審判、執行的各階段,公安機關,檢察院和法院都有一定的權限去管理刑事和解的案件。對一些只涉及被害人和被告人利益的,不涉及第三人、其他方面和公共利益的,只要雙方達成了協議,輕罪就可享有全部的刑罰和解權,重罪享有部分刑罰和解權,有利于犯罪人回歸社會與親人團聚,為家庭和社會做出自己的貢獻。

  由于社會矛盾的復雜性和多樣性,一些刑事案件也不是簡單的“被害人諒解犯罪人。”有的是“犯罪人與受害人達成和解”。比如,本文中的姚醒龍案,報案人不僅不是受害人,而且是侵權方,但經過當地警方、政府和有關部門的主持下,已經當成了刑事與民事的調解,而且,賠償姚醒龍580萬元。盡管姚醒龍目前就是在刑罰執行階段,也依然享有因和解帶來的“從輕、減輕或免除處罰”的刑事和解制度“紅利。”因為如學者所述“只涉及被害人和被告人利益的”,都適合“刑事和解”帶來的制度紅利,這也體現司法的“以人為本。”

  沒有救濟的權利就不是權利

  法諺云“沒有制裁的法律就不是法律,沒有救濟的權利就不是權利。現在,姚醒龍的權利就是通過申訴,啟動法律的再審程序。律師遞交的申訴狀,除原有的理由外,增加了三份和解協議和法院的刑事附帶民事調解書作為“新的證據”。 我國刑事訴訟法第二百四十二條刑事案件申訴應當再審的法定條件:當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親屬的申訴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應當重新審判:(一)有新的證據證明原判決、裁定認定的事實確有錯誤,可能影響定罪量刑的; (二)據以定罪量刑的證據不確實、不充分、依法應當予以排除,或者證明案件事實的主要證據之間存在矛盾的; (三)原判決、裁定適用法律確有錯誤的; (四)違反法律規定的訴訟程序,可能影響公正審判的等規定。此外, 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的解釋第三百七十五條規定:對立案審查的申訴案件,應當在三個月內作出決定,至遲不得超過六個月。法律以這些強制規定 ,來保障申訴權,也是“有錯必糾”的前提和條件。最近有文章稱“近年來20起重大刑事冤案平反,一方面依靠法院的自查自糾,另一方面則是靠檢察機關和輿論的監督。”此案,呂梁市人民檢察院已經介入有關程序。最高人民法院2012年發布的《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的解釋規定,“對達成和解協議的案件,人民法院應當對被告人從輕處罰;符合非監禁刑適用條件的,應當適用非監禁刑;判處法定最低刑仍然過重的,可以減輕處罰;綜合全案認為犯罪情節輕微不需要判處刑罰的,可以免除刑事處罰。”根據最高人民法院2017年發布的《關于常見犯罪的量刑指導意見》(以下簡稱《意見》)第十條規定:“對于當事人根據刑事訴訟法第二百七十七條達成刑事和解協議的,綜合考慮犯罪性質、賠償數額、賠禮道歉以及真誠悔罪等情況,可以減少基準刑的50%以下;犯罪較輕的,可以減少基準刑50%以上或者依法免除刑罰。”

  刑事和解制度符合“構建和諧社會”和“保障人權”核心目標。雙方因“民事糾紛”引起的案件,在刑事和解后,根據《刑事訴訟法》確立了公訴案件的刑事和解制度,和專家的呼吁“保障人權”、“恢復性司法”的建議之下,都應該對刑事和解協議作為啟動再審的“新證據”,啟動再審程序,實現“三贏。”因為法律的本質特征就是“人文精神”、“實踐智慧”、“制度理性。”(作者:閻禮,系中國政法大學憲法與行政法學博士)

 
來源: 法制與社會  作者:   編輯: 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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